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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丨张雨丝:《六壬式盘天盘布局问题补议》

张雨丝 出土文献 2022-12-04

六壬式盘天盘布局问题补议*

张雨丝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

本文以汉魏南北朝时代出土六壬式天盘为中心,结合传世占经讨论其布局及诸元素的意义。战国秦汉流行的日躔安排是六壬式运作的共同线索,“寅正”是其共同的历法背景。汝阴侯墓六壬式盘是这种日躔安排的直观表现,但因为式占需要,天盘上的二十八宿又发展出了不同分布方式,这造成了其他六壬式天盘与通行日躔安排间的“错位”现象;《黄帝龙首经·占月宿何星法》则体现出人们试图在“新”道具上恢复“旧”秩序的努力。六壬式之创制以天共斗左旋、日顺宿右旋的图式为背景,但出土六壬式天盘上常见的北斗、二十八宿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参与式占推算,它们在天盘上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天道秩序的象征,也有便于在其上演算其他式占的可能。


关键词

六壬  式盘  日躔  北斗  二十八宿

式盘是式占推演的重要道具,其设计反映出古人对于天体运转、时间变化和人事兴衰关系的抽象理解。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式盘实物的不断发现,学界对这一类占测道具的认识亦在持续的讨论中逐渐更新。相关研究成果及其梳理总结,可见于王振铎、严敦杰、陈梦家、罗福颐、李零、邓益明、马克、黄儒宣、王煜与康轶琼等学者的著作。[1]近年出土发现中又有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仅余天盘)、敦煌祁家湾魏晋墓2013DQIM35式盘(两件六壬式盘)。在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由于实物缺损、拓片模糊等诸种原因,关于六壬式盘天盘布局及其设计思维的讨论似仍有未尽之处,故拟就这一问题试作补充。

参照李零、黄儒宣将出土式盘实物按照年代先后进行整理的成果和新见出土实物,笔者将目前可见涉及六壬占法的出土材料罗列如下 :

1.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汉墓M1六壬式盘,年代在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以前,含天、地盘。[2]

2.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M62式盘,制作时间在西汉末期,含天、地盘。[3]

3.于省吾旧藏汉象牙式盘,具体年代不详,仅余天盘。[4]

4.朝鲜乐浪石岩里汉墓M201式盘,年代在王莽时期或东汉初,不早于公元9年,仅余天盘残件。[5]

5.朝鲜乐浪王盱墓式盘,年代约在东汉明帝时,仅余天盘残件。[6]

6.濮瓜农旧藏汉铜式盘,年代约在东汉,仅余地盘。[7]

7.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T3⑧︰82),年代约在两汉至魏晋,仅余天盘残件。[8]

8.敦煌祁家湾魏晋墓2013DQIM35式盘,年代约在魏晋时期,含天、地盘[9]

9.六朝铜式盘,具体年代不详,含天、地盘[10]


、六壬式盘的天文历法背景

六壬式以太阳周年所躔之位配合天、地盘行占,标记日躔位次的是“十二神”或称“十二月将”[11],后世占书将其与十二月、十二支、十二次、二十四节气等系统相配。传世文献中,十二神名见于东汉王充《论衡·难岁》:“或<式>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伎家谓之皆天神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了两个用占之例,涉及十二神名有“大吉”、“功曹”、“胜先”。[12]从出土六壬式实物看来,十二神名最早见于西汉末期的磨咀子式天盘,其上虽无完整干支圈层,顺序却与其他有干支的天盘相同,可知十二神名称及其与十二支的搭配应至少在西汉末时就已经固定下来。为便行文,笔者将其表列如下[13]:

北宋杨维德《景佑六壬神定经》所引《金匮经》将十二神名与不同月份阴阳气消长、万物变化相互关联(隋代萧吉《五行大义》“论诸神”条所引《玄女拭经》亦有类似说法)[14],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术一”曰“天十二辰,亥曰登明,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15],清代《协纪辨方书》卷四“月建”条下曰“建之所在,日躔其所合之辰,则太阳月将也”。[16]可知古人对十二神的理解涉及两种系统,一与太阳有关;二与北斗有关,太阳各月所在与斗建之辰刚好处于“合”[17]的位置。明末张松源受《银河棹》经文总括十六句“错认日躔为月将”之启发,质疑“诸书皆候太阳过宫方换将,而太阳竟作月将矣,按太阳躔度必在每月中气后,则与月建合神相去远矣”,主张“月将之原,本于太极河图,非历数之太阳也。月将乃斗建之合神,为将,司一月之号令,若天[帝]之命卿出将也,故曰月将”。[18]殊不知这一点已为沈括注意,他指出合神与太阳过宫所躔星次本是一致,“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娵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便用亥将,惊蛰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汉代犹以太阳在初节时入次,如《汉书·律历志》“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蔡邕《月令章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为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气。” [19]由于岁差原因,北宋时太阳在中气后方行入次,故沈括主张推占时应采用实际的太阳过宫情况。北宋杨维德《景佑六壬神定经》更按《崇天历》规定了十二神所对应的宿度范围和太阳在二十四节气的宿度,人们便能依照太阳每日行一度的规则推出当日日躔之次,如在其设定中“自斗宿十二度,至女宿七度,为大吉,于辰在丑”、“冬至,斗宿六度二十六分”,“假令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在南斗六度。至二十一日,在南斗十二度。于辰在丑方,用大吉为月将。若二十日以前用式占事,犹用功曹为月将。”

值得注意的是,《景佑六壬神定经》卷二“释月将”曰:“正月将,徵明。《金匮经》曰:建寅之月,阳气始达,徵召万物而明理之,故曰徵明。”以下以二月将对应建卯之月,以三月将对应建辰之月……以十二月将对应建丑之月。这一表述形式虽与其他文献及式盘实物以徵明对应亥、魁对应戌等不同,但本质并无矛盾,因为《六壬神定经》用的是斗建方位,而其他材料用日躔方位。以徵明为例,《金匮经》是以斗建在寅位表示该月月份,建寅之月恰好对应正月将,说明《金匮经》所用历法是以寅月为正月;而其他材料则是以正月将所主方位——即日躔方位——为亥,所用历法亦是以寅月为正月,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以“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此外,传世与出土文献中有关于岁星在不同年份与某宿“晨出”的记载,如《淮南子·天文训》称太阴在辰时“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汉书·天文志》以岁星正月晨出东方,“太初历在营室、东壁”;《史记·天官书》以岁星和太岁运转规律为“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当“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天官书》此段因用子正,故整体比上引文献提早两个月。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以秦始皇元年正月为起点,太白、岁星、填星均有“与某宿晨/夕 出/入 东方/西方”的记述,三行星皆在正月与营室晨出。这类记载表达的岁星运行方式,是以岁星第一年正月与营室晨出,经天十二年,第十三年正月复与营室晨出。古克礼、墨子涵各自对《五星占》的研究表明,这种方式是岁星经天周期和会合周期相混合的产物,其晨出所“与”之宿并非观测所得,而是在特定会合与经天周期下以二十八宿古度推算太阳行度得到的结果;墨子涵并指出行星晨出所“与”之宿表示的是太阳位置。[20]故可以推知正月日躔居亥,则建正应符合《吕览》等所言,在建寅之月。许多学者在讨论时单凭“徵明主亥”便以为六壬式盘的历法背景是秦代至西汉早期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而《金匮经》用的是汉武帝改历后的正朔,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因为岁首与建正是两个概念,而秦颛顼历“实为建寅为正的四分历”[21]。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汉武帝太初改历前后,式盘实物上的正月/徵明依然是在亥位的。

十二神是六壬式盘上的最为核心的元素,目前所见式盘实物除西汉汝阴侯M1墓六壬式盘以“正”、“二”至“十二”表示,其他皆直书十二神名。西汉汝阴侯M1墓出土的此式盘,发掘简报即称为六壬式,“天盘刻正至十二月次,不同于后代所刻的十二月神”。[22]严敦杰、成家彻郎都指出它是后世六壬式盘的比较原始的形式。[23]李零通过排比式盘上的几种要素,留意到汝阴侯墓六壬式盘所示正月至十二月与其他式盘十二神位置并不相同,“十二神与十二支相配,而这十二月,除正月当亥,皆与十干相配”,与四宫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也不同,“十二神是与每宫二、四、六宿相配,而这十二月,除正月当营,皆与每宫的一、三、五宿相配”。[24]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以为与不同天盘所见二十八宿、十二神的布局方式有关。出土式盘天盘实物除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外,皆是将十二神所在的轮带或轮盘等分为十二份,将十二神均匀地逆时针排列其上,与干支、斗建顺序相反,以此象征日行。而天盘上的二十八宿却有几种不同的分布形式,甚至也有“无二十八宿”的情况。以下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此为线索,对六壬式天盘的布局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25]


二、六壬式天盘布局异同考及相关问题——以二十八宿的排布为主要线索


1.二十八宿均匀分布

这一分布方式可见于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城坝遗址式盘和六朝铜式盘。

图1  汝阴侯墓六壬式盘

(采自《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第340页,原图向右旋转90°)

图2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

(采自《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第75页)

图3  六朝铜式盘

(采自《汉简缀述》第262页,原图旋转180度)


汝阴侯墓六壬式盘二十八宿书写朝向天盘之外的方向,字上皆有圆点标识,月份面向天盘之内书于圆点下方。十二月与二十八宿的关系可用表格表示如下:

王胜利在讨论睡虎地秦简《除》、《官》篇月份与星宿的对应关系时,指出这两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记十二个月份的日躔星宿十分相近,反映的是应日躔位置,与“十二纪”略有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分别使用了不同的二十八宿体系;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和周家台秦简《日书》中亦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对应关系,表明它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数术活动中是一种影响较大、使用较普遍的系统。他并指出,汝阴侯墓出土二十八宿圆盘上所示距度和唐代《开元占经》所辑刘向《洪范传》中的古度基本一致,据古度从冬至点牵牛初度重新推算阳历月的日躔位置,其所得与除了八月节气在轸宿9度外,余下皆与睡简《除》、《官》和汝阴侯墓六壬式盘等所示系统相同。至于为何这一系统中八月日躔首宿在角宿而非轸宿,王胜利指出角宿为东方苍龙首宿且处于北斗斗柄指示的方向上,故认为可能是古代方士为了突显数术之神奇,将与四象分配关系不吻合的个别测算结果进行了人为的调整。[26]张铭洽指出睡简日书《玄戈》篇亦有此对应关系,表示的是太阳所行位置。[27]孙占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更多文献所见十二月与二十八宿的搭配,并比较了使用古度系统(取刘向《洪范传》)和今度系统(取《汉书·律历志》)太阳躔宿的异同,指出不同搭配的产生主要来自距度系统的差异。[28]刘乐贤结合工藤元男、马克、尚民杰等学者对“二十八宿纪日法”的研究,认为睡简《除》《官》《玄戈》《星》等篇所见并非关于日躔的“记录”,而只是对各月朔日应值何宿的一个规定。但他同时也指出:不能否认这些星宿恰与古书所记日躔相当接近的事实;大概古代的日躔记录广为人知,日者在选定哪些星宿作为各月的朔宿时,很可能沿用了这些日躔记录。[29]马克对“汉代系统”的二十八宿纪日法的分析结合了《黄帝龙首经》“占月宿何星法”的记载,他认为这一月星搭配具有记录太阳年运动轨迹和月亮月运动轨迹的双重功能,后者即意味着月亮每月朔日从太阳所在星宿出发,此月余下每日即以宿次顺序推演。[30]笔者以为马克、刘乐贤对二十八宿纪日法的理解颇有启发性。汉代二十八宿纪日法的存在是可以确认的,正如刘乐贤所指出,二十八宿纪日并不是像历法纪日那样是连续不断的,它无法与日序纪日法换算,因此须将每月朔日固定于某宿。从王胜利、孙占宇据古度系统推算阳历月的日躔位置的结果看来,朔宿安排的理据,正是基于战国秦汉人们对日躔的认识而建立的月星搭配。二十八宿纪日引入基于月亮形态的“朔日”的概念,表现的是阴阳合历之月,与基于阳历月的日躔是不同的,且月亮运动取的是每天行一宿的大概估值,并不准确,显然是一种选择术性的安排,以上也是其纪日不能连续不断的原因所在。

综合看来,可以确认汝阴侯墓六壬式盘上的月份表示的是一种基于日躔的月星搭配,这与中古六壬式占文献强调十二月将代表日躔是一贯的,这些月份即是两汉之际所见十二神的前身。但因为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天盘上的二十八宿作二十八等分,故导致这些月份在式盘上间距不同,四、七、十、十二月各包括三宿,而其他月份则只含两宿,显然这些月份无法与等分的十二支相互对应。另一方面,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地盘与其他式盘地盘一样,星宿、干支在四个方向上皆作规律分布(详下文),则当该式盘天盘转动以将某月对准地盘上的某地支时,余下月份的位置不会像十二神一样与地盘上的其他地支准确对应,说明其实际占法与文献记载的六壬占法及用例有别,可能只是初具雏形。成家彻郎推测该式盘与睡简《官》一类占术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笔者以为睡简《官》、《除》虽与天盘图式相关,却没有表现出与地盘内容的联系;睡简《玄戈》亦可由加入地支元素的图式推出,无需依靠地盘。[31]与该式盘有关的占法与用例,仍有待将来的更多发现。

四川城坝遗址式盘天盘和六朝铜式盘的天盘,十二神、二十八宿皆在各自的圈层内作等距分布,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如汝阴侯墓六壬天盘那样清晰。能够将这两种系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案相铆接的线索,笔者以为一与日躔诸宿有关,一与北斗与诸宿的相对位置有关。“徵明”为正月将,而太阳正月在室、壁,故与室、壁位置相配。八月将“天刚”得名与北斗有关,《梦溪笔谈·象术一》“天罡者斗刚之所建也”,注曰“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刚,与斗刚相直”,故天刚在式盘上恒为北斗斗杓所指。《史记·天官书》“杓携龙角”,《续汉志·律历志》“斗纲之建,青龙所躔”,即表现出古人眼中斗杓与角宿方向的密切联系。程少轩指出斗杓“其中的摇光星严格指向大角星。大角星旧为角宿距星,但汉代用新距度后大角星改入亢宿星区,所以各种式盘所绘天刚(纲),或在角宿,或在亢宿,或在角亢之间”。[32]此外,二月将“魁”得名来自北斗斗魁,正在天刚的对冲之位上,故对应的星宿亦在角、亢的对冲方向,即奎、娄二宿方向。

四川城坝遗址式盘天盘上“魁”旁有残画,应如敦煌祁家湾式盘作“魁戌”。又魁字左侧有残画 ,应为徵明之“明”字的上面部分,只是左右两旁因过于紧密而相黏(右侧月字残笔可与胃宿“月”的写法参证,北大汉简《周驯》明字作,与之相似)。这似乎可以说明城坝式天盘上的十二神名与目前发现其他式盘天盘的书写略有不同,城坝式天盘各神名是横向书写,而其他则是纵向书写的;至于为何每个神名是从左到右书写,笔者以为可能因为受到十二神右行逆时针分布的影响。


2.二十八宿与有固定排列规律的天干、地支对应分布

这一分布方式可见于汉象牙式盘(仅存天盘),笔者怀疑磨咀子式盘亦应归于此,只是制作得不够规范。

图4  汉象牙式盘照片

(采自《中国古天文仪器史 彩图本》第229页,原图旋转180°)

图5  甘肃武威磨咀子式盘

(采自《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第15页,原图旋转180°)


该模式的特点是将十干配十二支混合排布为二十四位,其中戊、己位于四维,位置在丑与寅、辰与巳、未与申、戌与亥之间;二十八宿中箕斗、壁奎、参井、轸角对应戊或己,其余与其他干支相配。这一分配方式亦可见于目前发现的所有六壬式地盘(其四方各有三天干、二地支,故七宿中首、尾之宿与寄在四维的戊、己相配,其他与干支相配),以及其他常见的外围作二十八宿、中有钩绳图[33]的图式。它们普遍流行于战国晚期至秦汉的数术文献中,可画为圆形或方形;其与六壬式天、地盘的显著区别,除十二辰方向可能有不同之外,主要在于戊、己居于中央,而式盘则分书四角,此或由于地盘中央有天盘,而天盘中央多画北斗。以汉象牙式(图6)为例:

图6  汉象牙式盘罗福颐摹本

(采自《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1辑,第262页)

 陈梦家已经注意到式盘天、地盘上都出现了干支、星宿配二十四位的结构,并指出象牙式“第一圈十二神,平分为十二等分;第二圈十天干(戊、己各二,故十二)与十二支平分为二十四位,惟戊、己共四位各为二宿,故二十八”。[34]结合照片可知这一判断是十分准确的。需要注意的是,该摹本“天刚”位置所对应的像是“井”字的宿名实际应是“亢”,“亢”前可以看到“角”的残划,“甲”下可以看到“心”字,据此可以将此图外圈复原如下:

 如前所及,汝阴侯墓六壬式盘的月份表现的应是由古距度日躔推演出的在战国至秦汉较为流行的月星安排,在二十八宿等分的情况下,十二月中四、七、十、十二月皆含有三宿,余下八月各含二宿。象牙式天盘与其他各式的地盘一样,皆属于因为式占四方配位的需要而调整得更为均匀、对称的模型。象牙式天盘的二十八宿实际作二十四等分,对应到十二神,则在对冲位置的徵明(亥位)、传送(申位)、大乙(巳位)、功曹(寅位)皆含有三宿,余下八月各含二宿,与汝阴侯墓六壬式盘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只是含有三宿的位置有所不同,故造成了月份与神名所配星宿除正月在室外,余下刚好错开一位的现象。

《黄帝龙首经》即有一则与这一“错位”现象相关的名为“占月宿何星法”的占法[35],如前所及,马克正确指出它与“二十八宿纪日”有关:


常以月将加卯,为地上乙所得星右行,如今日数止,即月宿星也。(小字注:正月一日宿在室,二日在壁,三日在奎,四日在娄,以次逆行,空<至>月尽日,月宿在壁。二月一日月宿在奎,至月尽日,月宿在娄。三月一日宿在胃,四月一日在毕,五月一日在井,六月一日在柳,七月一日在张,八月一日在角,九月一日在氐,十月一日在心,十一月一日在斗,十二月一日在女。若闰月,朔宿后一宿是也。假令正月闰,壁是也。)

假令二月五日,以魁临卯,乙上见奎星,当唱言奎一,娄二,胃三,昴四,毕五则为月宿星,日在毕也。十二月皆持月将临卯,取乙上神所得星右行数。唯正月独卯上星数右行,不从乙也。假令正月三日登明临卯,卯上见营室数右行,营室一,东壁二,奎三,为月宿星得奎也。他准此。


其具体操作方式是以天盘月将对准地盘上的卯,然后从地盘乙所对应的的星宿向右开始数,数到今日是本月几日,即是今日月宿星所在;正月则从卯数而不从乙数。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地盘上卯的左边一位就是乙。故此占法意在让使用者从天盘上该月月将对应之宿的左边一位的那个星宿数起,正月则从正月将对应的“室”数起,本质上还是从月将所对应之宿推出。由于此占法中各月朔宿安排与汝阴侯墓六壬式盘一样,故产生了象牙式一类天盘与汝阴侯墓六壬式盘一样的“矛盾”,需要在除了正月之外的其他月份错一位才能得到解决。这一占法也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六壬式天盘上十二神与星宿的搭配与原先流行的、基于日躔推演的月星搭配的差异,并试图利用占法来在“新”道具上恢复“旧”秩序。不过此占法适用的是主要是象牙式这类十二神配宿明确的天盘,否则若使用者不熟悉十二神配宿时用其他类型的天盘(如没有二十八宿的祁家湾式盘等),地盘“乙上星”便可能有误。

甘肃武威磨咀子式盘天、地盘边缘均刻有许多小圆点,天盘边缘微残,现存150余个刻度;地盘共有182个刻度,整理者认为代表周天度数的365度,严敦杰推测天地盘小圆点大约都是182个,一点代表2度。[36]尽管该式盘存有刻度,天、地盘上二十八宿并不以汉代距度为排列标准。就分布规律不明显的天盘来看,以井、鬼、柳宿为例,井鬼二宿间距离小于鬼柳二宿间距离。古度体系中井宿最大,为26度(汝阴侯墓二十八宿圆盘)或29度(《洪范传》),鬼宿5度,柳宿18度;今度体系中井宿最大,为33度(取《淮南子·天文》),鬼宿4度,柳宿15度。可见无论将天盘所绘星宿位置理解为距星或星宿中部都是不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天盘上虽没有干支所属的轮带,却在十二神“功曹”与“大吉”之间有一“戊”字,与标有干支的象牙式位置相同,且将十二神按方位摆正后,“戊”字恰好对应地盘东北维的位置,说明该式天盘之制作参考的是带有干支、且排布作二十四位的前述图式。比照象牙式,可以发现该式天盘上十二神所对应星宿与象牙式基本可以相合,只是传送在觜参之间、功曹在尾箕之间。将十二神按方位摆正,则奎壁、参井、轸角、箕斗基本可对应地盘四维。因此,笔者颇疑该式天盘与象牙式应属于同一模型,只是制作时有所疏漏。


3.按星宿距度分布

这一分布方式可见于朝鲜乐浪石岩里汉墓M201式盘。(图7、8)

图7  朝鲜乐浪石岩里汉墓M201式盘

(采自《乐浪彩箧冢》图版一〇七)

图8  朝鲜乐浪石岩里汉墓M201式盘复原图

(采自《乐浪彩箧冢》第96页,原图方向经调整)


陈梦家对于此式盘的观察十分精细,并有很好的解读:“第一圈平分为十二分,在十二月神之上作一小点,第二圈平分为二十四分,在十二干(戊、己各二)十二支上作一小点。第三圈二十八宿,不是象牙式平分为二十四位,而是依宿的度长分隔,‘申’下一直行界线,‘未’下右一直行界线,其间为‘井’宿。申、未之间距为30度,即周天;而井宿所占长于30度。汉天文学家以周天为365度,分为十二次,每次为30或31度。据《汉书·律历志》下所载各宿度数,井为33度,略长于周天,与木式上所见长度相合。‘未’下界线之右有鬼字残文,则是鬼宿初度;‘申’下界线之左亦有字迹残笔。”今比照实物照片,申下界线之左作 ,可以看出两个类似“口”形的部件,而先秦秦汉文字“参”字上部皆从三星,正与式盘符合。另外,该“参”字残划与界线的距离略大于“鬼”字残划到界线的距离。比照《汉书·律历志》所示今度系统,参为9度,鬼为4度,其相对大小关系亦符合此式。若考虑到绘图上可能存在的误差,则木式所绘的井宿长于周天未必说明它一定以《汉书·律历志》所载度数为依据。不过参、井、鬼宿在其他古度系统如汝阴侯墓圆盘中分别作9、26、5度,《洪范传》作10、29、5度,与今度系统至少在相对大小关系上是相似的。因此,乐浪石岩里式盘上的二十八宿应当是依照当时所流行的关于星宿距度的知识排列的。


4.有二十八宿,但分布方式不明

朝鲜乐浪王盱墓式盘天、地盘(地盘仅余南边残件),涂朱、黄漆,皆十分皱缩,字迹多已磨灭(图9)。整理者复原图固然十分精美,但也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有许多问题,如严敦杰、陈梦家皆指出复原图中十二神名有误;夏德安、成家彻郎则指出复原图的斗杓底与斗魁口弄反了。[37]夏德安留意到所有式盘上的北斗皆像是从想象的天穹的外部来观看的,即像是在一个天文球体的表面,而与地面仰观所见的北斗图像刚好相反;若王盱墓天盘意在呈现地面仰观北斗的视角,那么斗杓部分也仍与实际仰观视角相反。[38]复原图天盘中两圈各记十二神名、干支名,又留出三、四圈的位置,内容阙如(图10)。严敦杰推测第三圈应该是二十八宿而复原图漏列,成家彻郎认为若记二十八宿名一栏便足够。陈梦家据实物照片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天盘所见信息,他指出:“图板上大冲、天刚、魁(从魁)尚依稀可辨。天盘第二圈除酉、戌外可辨的一段为‘癸、丑、戊、寅、甲、卯、乙、辰、戊(?)’。第三、四圈皆有字未复原。卯一行似为‘大冲-卯-□-□火’。第三圈很不清楚。第四行似为十二星次‘大火’之类,大火在卯位。”

图9  朝鲜乐浪王盱墓式盘天盘

(采自《乐浪——五官掾王盱の坟墓》,图版一一二)

图10  朝鲜乐浪王盱墓式盘天盘复原图

(采自《乐浪——五官掾王盱の坟墓》图版一一二,原图逆时针旋转90度)


对比照片,尽管靠近圆心的位置难以辨认,仍可发现原物天刚、魁(与天刚相对)和从魁处(与大冲相对的位置)各有一个表示星的圆孔(朱书),从魁处的圆孔明显更大也更靠近外侧,似表示魁首天枢星。且复原图中斗口方向虽与其他式盘方向相反,但图中天枢、天权构成的斗口略大于天璇、天玑构成的斗底,与一般北斗图像吻合。若更改连线使斗口、斗底调转,则虽使斗杓、斗柄方向符合了式盘上的北斗图像,但斗口却小于斗底,亦有不合之处。故笔者以为更有可能是天盘实物本身的北斗天枢星就误置于从魁的位置,斗杓的绘制又可能受到仰观北斗图像的影响,而非复原图之误。该图右边可以看到“未”字,其右后方即“柳”;“寅”字右下方的即“箕”字残划。“寅”字左下方的疑为“尾”字,象尾部的倒毛之形尚可以辨认,只是象侧视人形腿部的笔画没有弯折,与习见“尸”形不同。因此天盘上第三圈应为二十八宿。谛审图版,还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如天盘“辰”下有一字作,疑为“虫”;左边疑是“戊”位处,下方有一字作,疑为“单”,用作“蝉”,不知是否与三十六禽系统有关。就目前发现式盘而言,三十六禽尚不见于其他式盘天盘,惟见于六朝铜式盘的地盘部分。陈梦家提出“卯”下可能为十二次之“大火”,不过笔者以为上一字写法不似“大”字,且十二次尚不见于目前已知的式盘、式图中,故此说还有待更多证据。

5.无二十八宿

敦煌祁家湾魏晋墓式盘天盘上仅有北斗、十二神名而无二十八宿。据整理者,天盘作半球状,底面直径3.5厘米,地盘上边宽5.3厘米、底边宽4.2厘米,则该式盘为目前发现尺寸最小者。从式盘图式可知书写文字的两条轮带所占宽度不到底面直径的四分之一,即每一条轮带宽度不足0.44厘米,故笔者以为要在这样小的幅面上刻写文字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天盘文字部分只保留了它最核心的十二神名。整理者指出天盘上第一星所指为“魁戌”,可能与斗魁第一星所指在“戌”有关,此说可从。

图11  敦煌祁家湾魏晋墓2013DQIM35式盘天盘与整理者对式盘的复原图

(采自《敦煌祁家湾新出魏晋式盘研究》,《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第85页,天盘原图方向经调整,复原图原图旋转180度)


以上即是目前可见的几种天盘上二十八宿的分布模式。参考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中的表格形式,总结如下:


表1 目前所见六壬式盘天盘布局情况


三、斗击与日行:六壬天盘诸元素及其意义


现存六壬占法主要以天盘上的十二神、干支为占,其中又以十二神最为核心。一些时代稍后的传世式占类数术文献中仍保留了部分六壬占法,李零清理了从《隋书·经籍志》到宋人目录中式法要籍的著录与存佚状况。严敦杰通过数学公式对六壬占法中的基本概念“四课三传”做了很好的说明,卢央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关于“起贵人”之法的介绍。[39]《景佑六壬神定经·释用式》引《金匮经》曰:“用式之法,朝向南,暮向北,常以左手执鬼门,右手转月将,以加正时,视日辰上下阴阳,以立四课:日上神为日之阳神,日上本位所得之神为日之阴神。辰上神为辰之阳神,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为辰之阴神。”其中“时”指某事发生之时辰,“日”指当日之干,“辰”指当日之支,“上下”各指天盘、地盘上四课之神分别所对应干、支;“阳神”指天盘以“月将加时”之法转动后,地盘干或支所对应的天盘上的神;“阴神”指天盘转动后,阳神原先所在位置上的神。之后通过“上”与“下”的生克关系求其传,再配合天一贵人十二将求占。成书于隋代以前的《黄帝龙首经》《金匮玉衡经》中不少占法已体现出这一基本概念。而东汉《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十三年在吴王与子胥的对话中插入了一段与六壬占法有关的内容[40],其中也包含了求干支日阳神、阴神的意图。这也意味着这种与十二神、干支有关的略显复杂的占法出现时代应该不会晚到魏晋以后。

出土六壬式盘实物显示了十二神的重要地位,不过有些式盘天盘上却并无书写干支的圈层。如前所及,西汉早期的汝阴侯墓六壬式实际占法与文献记载的六壬占法及用例有别,可能只是初具雏形。而西汉晚期以后仍有不具干支圈层的天盘,笔者以为此或是由于其所在时代和地域没有发展出“四课三传”的占法,但更有可能是由于天盘上等距排布的十二神已经可以起到定位十二支的作用,“干”则可由“支”推出,其相对位置也可以参考地盘所绘干支。[41]此外,这些天盘上也有辅助记忆的线索,如甘肃磨咀子式盘上在功曹和大吉之间有“戊”字,敦煌祁家湾式盘、四川城坝式天盘皆称“魁戌”。如果使用者对十二神与干支的搭配比较熟悉,则可以在这些式盘上直接推算“四课三传”等需要利用干支的六壬占法。

出土六壬式天盘上又有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城坝天盘的北斗图案十分特殊(见图2),共有八颗星。整理者以为“该北斗七星前端天璇、天枢两星连接的延长线外还绘有北极星(北辰)”。[42]程少轩根据六壬式盘的特性和用法,指出:


渠县式盘所绘北斗,存在明显的错误,北斗七星被画成了八星。这当与绘制式盘较为草率,简化了流程有关。绘制六壬式盘北斗的标准流程,要先定位摇光、玉衡、天枢三星位置,在摇光星所对应的月神天刚(纲)、玉衡星所对应的天盘圆心以及天枢星所对应的月神魁三处分别画点,然后再绘其余四星。但渠县式盘很显然只定位了摇光星的位置,未将玉衡星绘于天盘圆心,亦未将天枢星先定位在月神魁处。待画完才发现整个北斗已经偏向天盘一侧。然而六壬式盘在使用时,需要旋转天盘,根据魁和天刚(纲)两月神,亦即天枢、摇光两星指向的地盘干支坐标来贞卜,所以月神魁上的那个点是必须绘出的。制作者没有办法,只能将原有斗魁延伸出来,多绘一颗星代表正确的天枢星位置,于是便有了“北斗八星”的图案。……月神魁之所以得名,显然是因为位处斗魁,斗魁这个位置不可能被北极星占据。[43]


笔者以为程少轩关于式盘存在误绘及误绘成因的意见正确可从。不过仍可以补充的是,现存六壬占经主要以天盘上的十二神(北斗魁、罡之名亦被此系统吸纳)、干支为占,似无以北斗为占者,这意味着北斗不会参与到六壬占法的实际行占过程,其绘制不会影响式盘的使用,城坝式盘制作者的“纠正”盖出于严谨。从六壬式操作原理来看,其以“月将加时”,地盘所代表的“时”也可以理解爲太阳周日在空间上所至之位[44],是以天盘所示太阳周年日躔配合地盘所示周日位置行占,又用当日干支定十二神、十二将,实际上是将所占事件置于太阳构成的“月日时”三重坐标之中。结合其他式盘天盘来看,北斗在天盘上的相对位置亦多有变化,如上博六朝铜式无北斗;汝阴侯墓六壬式、祁家湾式天盘玉衡星不在天盘圆心;象牙式、王盱墓式天盘的天枢星没有对准魁,后者甚至将斗口方向弄反。而六壬式上的天盘干支基本用于描述日辰,亦不与北斗直接相关。卢央认为天一、腾蛇等十二将是由北斗周年视运动而形成,论据主要是《开元占经》载韩杨说“天一星名北斗主”,以及北斗与黄黑道十二神的关系。[45]然而六壬占中“天一”的位置不与北斗运行相关,而是取决于所占事件的日期和时辰;十二将与黄黑道十二神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讨论。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天一等十二将与十二神一样,其中一些名称或与北斗有关,但其运作已经独立于斗行的系统。二十八宿在出土天盘上则有多种分布形式。揆诸明代以前的六壬占经,其中极少有以二十八宿为占的占法,而与天盘星宿相关者目前仅见前及《黄帝龙首经》“占月宿何星法第四”,和《黄帝金匮玉衡经》第四经。[46]前者虽采用了数术的表达形式,但所推求之内容尚属于“天象”而不涉人事吉凶,且只能在十二神与诸宿具有固定搭配的天盘上用这种方法求出。后者以“四离之辰,上望见月,是谓不祥”,即四离日(分、至日的前一天)之辰与当日月宿所在(地支)相同为不祥,不过占文中已经给出了正月至十二月的朔宿作为已知条件,则其求每日月宿所在之法亦不必像前者那样只能在特定天盘上进行,而是可以直接推数出来了。总之,对于一般求吉凶、善恶、宜忌的六壬占法而言,二十八宿的不同分布形式不会影响到式占结果。

综上,出土六壬式盘天盘上常见的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参与六壬式占推算。其在天盘上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天道秩序的象征。罗福颐指出象牙式背面有“天刚”二字,并引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栻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认为“天刚”即是天盘之称。此外,敦煌卷子P.2610载有与“遁甲式”有关的“推孤虚法”,绘有北斗,天枢星位置上左写“天㓻”,右写“天枢”:[47]

故笔者以为此两处“天刚”应指北斗,如《汉书·律历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躔,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又“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如前所及,古代北斗与二十八宿的相对位置在实际天象中是固定的。《汉志》的叙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道的理解,即以北斗与诸宿为“纲纪”,为日月五星行转的永恒背景。就式盘天盘而言,十二神即是太阳的化身,而北斗与诸宿共同搭建了它们表演的环形剧场。

其次,北斗与二十八宿的存在也提升了六壬式盘功能上“兼容性”。许多学者已从形式和功能上论说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的线图(一)应当反映了式盘的早期形态(图12)。

图12  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线图(一)复原图

(采自《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07页[48],原图旋转180°)


《二十八宿占》简文曰:“求斗术曰:以廷子为平旦而左行,数东方平旦以杂(匝)之,得其时宿,即斗所乘也。此正月平旦击申者,此直引也。今此十二月子日皆为平,宿右行,击行。”黄儒宣对其操作方法有很好的诠释,正确地指出其占法是以地支为平旦循环一周,所得十二月份平旦时与地支的搭配恰与孔家坡汉简《击》所载完全相同,只要知道月份与日期(笔者疑为方位),便能得出与之相应的时称、星宿,即是北斗所乘,翻检占辞便能推断所占事项的吉凶。并指出《二十八宿占》与孔家坡汉简《日廷》类似,均以斗击入占,故简文“廷”应指“日廷图”;孔家坡汉简《日廷》《斗击》与《击》应同属一篇,知十二月各时称北斗所击地支,对照简文所记规则与《日廷》图标示的吉凶休咎等文字,就可以预卜结果。[49]

图13  孔家坡汉简《日廷》图

(采自《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第144-145页[50])


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与孔家坡汉简《日廷》皆以北斗所击方位入占,从地支顺时针左旋,与地面仰观时北斗作逆时针右旋正好相反。因此虽然二者未将北斗绘出,但可以推测其观察视角是由天外向下俯察的角度。而《二十八宿占》中二十八宿作逆时针分布,俯仰视之皆同。如前所及,夏德安曾指出所有六壬式盘的北斗与地面仰观所见的北斗图像刚好相反,这一结论对近年发现的城坝式盘、祁家湾式盘依然适用。此外,十二神名如魁、从魁、天刚更直接与北斗诸星之名有关。故可以推测,六壬式盘布局之创制即以天共斗左旋、日顺宿右旋的图式为背景,这种图式是“盖天说”在平面上的呈现[51],隐含了由天外俯察的观察视角,故可以使天地方向达成一统,更便于显示神煞及其所依托之天体的运行情况。我们可以将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孔家坡汉简《日廷》与六壬式盘等需要“旋”的模型理解为两个“钩绳图(附二十八宿)”系统的叠加,相较“一维”的图式而言,它们表现了更为丰富且直观的时空变化。笔者推测六壬式盘上不仅可以推演六壬占法,还能兼容旧版本式占系统的运行,即只要使用者足够熟悉,便可以推演那些原用于普通钩绳图、甚至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孔家坡汉简《日廷》这样的占法。六壬式盘所表现出的更为普适的特性,或许亦是它得以在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流行的原因之一[52]。


2020年12月初稿

2021年9月修订

2022年5月再订


附记: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批评指教及惠赐研究信息,周丽慧老师、梁辰雪老师、陈骏千同学帮助提供参考资料,匿名友人指出文中的疏失。特此致谢!小文于2020年12月写毕投出,在修改过程中发现王煜、康轶琼两位先生的大作(《抽象宇宙:汉代式盘类图像的图式观察》,赵俊杰主编:《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3-159页)已经先于笔者指出六壬式上十二神可以取代十二支的位置。惟小文在讨论六壬式天盘之制作与运作的数术背景方面仍有可以补充之处,故仍不揣谫陋,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2020年历史系、旅游系博士研究生科研经费”的资助。

[1]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中、下)》,《考古学报》第三、四、五册,1948-1951年。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今《文物》)1958年第7期;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第三节“汉代占时·测时的仪具”,《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收入氏著《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0-274頁;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264页;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9-85页;邓益明:《式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4月;Marc Kalinowski,“The Notion of ‘Shi’ 式 and Some Related Terms in Qin-Han Calendrical Astrology,” Early China 35/36 (2012-2013), pp. 331–360;黄儒宣:《〈日书〉表示时空的图式》,《日书图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8-108页;王煜、康轶琼:《抽象宇宙:汉代式盘类图像的图式观察》,赵俊杰主编:《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3-159页。此外,中村璋八、小坂真二对作为日本阴阳书的数种占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亦有与六壬式相关者,见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小坂真二:《安倍晴明撰<占事略决>と阴阳道》,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

[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

[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4] 该式盘为于省吾旧藏,今在故宫博物院。照片、拓本见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184页。摹本见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页。彩色照片见潘鼐主编:《中国古天文仪器史 彩图本》,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该照片是笔者目前所见最为清晰的影像。李零以之在西汉末时,说见氏著《中国方术正考》,第70页。

[5] 朝鲜古迹研究会编:《乐浪彩箧冢》,东京:便利堂,1934年,第97-98页,与图版第一〇七。

[6] 原田淑人编:《乐浪——五官掾王盱の坟墓》,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第60-62页,与图版一一二。

[7] 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旧名中国历史博物馆),高清照片可见于官方网站。拓片与释文首见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五第卅四,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称“汉四门方镜”;王振铎指出其为式盘,见《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第213-218页。陈梦家《汉简缀述》著录有另一张拓片,见第260-261页。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考古》2019年第7期。从编号来看出土于四川渠县城坝遗址中的津关遗址区,此区域年代从西汉延续至魏晋。式盘字体为隶书。

[9] 马洪连、张俊民:《敦煌祁家湾新出魏晋式盘研究》,《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

[10] 照片、拓本见于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更为清晰的影像见于陈梦家:《汉简缀述》,第262页。

[11]《五行大义》引《玄女拭经》中除了此“十二神”外,还载有“十二将”:天一、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裳(常)、白虎、天空。此十二将以天一贵人为主,亦用于六壬占法以课吉凶,与十二神决不混淆。六朝铜式背面两段文字亦各涉及十二神、十二将。《唐六典》犹将它们进行区别。北宋《景佑六壬神定经》卷二“释月将”条下仅有十二神,《梦溪笔谈》称“十二神”为“某月将”、称“十二将”为“神将”。明《六壬大全》称“十二神”为“大神”、“十二将”为“天将”。笔者疑濮瓜农旧藏汉铜式地盘四方图案即是此“十二将”的表现,其中四象符合《景佑六壬神定经·释天官》中的四象位置,太常位置上有一房屋建筑,或是以宗庙之形指代太常。

[12] 赵晔撰,周生春辑校汇考:《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3页。

[13] 程少轩对十二月神名用字有很好的总结:“六壬十二月神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中并不罕见,十二月神名依次为:魁(或作大魁、天魁、河魁等)、从魁、传送、小吉、胜先(先或讹作光)、太一(或作太乙、大一、泰一等)、天纲(纲或作冈、刚、罡等)、太衝(或作天衝、大沖等)、功曹、大吉、神後、徵明(徵或作登,或讹作微)。渠县式盘可见“魁”、“大一”二神,今暂据武威磨咀子式盘和于省吾旧藏象牙式盘的用字,取十二月神为:魁、从魁、传送、小吉、胜先、大一、天刚、大冲、功曹、大吉、神後、徵明。”参程少轩:《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式盘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9年7月31日。笔者在讨论时亦从程少轩所取,但以徵明为正月将,余以此类推。

[14] 杨维德:《景佑六壬神定经》卷二“释月将第二十三”,清光绪间赵氏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刻本,第1页b-第2页b。

[15]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8-229页。

[16] 允禄等编:《钦定协纪辨方书》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页a、b。

[17] 如《五行大义·论合》曰:“支合者,日月行次之所合也。正月日月会于陬訾之次,亥也,一名豕韦,斗建在寅,故寅与亥合。”余下历数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子与丑合。此处虽称“日月会”,但因月亮周天速度(近一月)远快于日行速度,故实际表示的是“日所在”。萧吉著,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6-47页。

[18] 张松源《银河棹》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清同治元年(1862)大文堂重镌本,第12、13页。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五年(1855)顾潾抄本(第14、15页)作“每月取合神为将”“若天帝之命卿出将矣”。此抄本虽多有误字省文,文末亦杂抄有其他六壬占经,但年代略早于刻本,且保存有校勘痕迹,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19] 钱大昕据《月令章句》指出“斗建”上应有“中气”二字。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4页。

[20] 承匿名专家指点及提供研究资讯,岁星只有在与太阳有一定夹角距离(约15度)时才会被看到,故需要注意辨别此处记录的是岁星位置还是太阳位置。在这一提示下,笔者留意到帛书《五星占》的相关记述与前贤讨论。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五星占》的星表是如何被编制,行星出入所“与”之宿是否属于实际观测的结果,对“与某宿晨出”的不同理解将影响到他们的判断。席泽宗、陈久金皆认为《五星占》秦始皇元年正月太白、岁星、填星晨出东方的记载符合天象实际,体现出他们将“晨出东方”理解为晨时出现于东方,这一点在陈久金的论文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晨出东方就是晨见东方,可以与日同次,也可与日隔次”。何幼琦则参考古埃及、巴比伦人以行星由地平线下晨出以纪时节的方法,将对“相与某宿晨出”的理解严格限制在以该宿为背景、行星在该宿某度“晨始见”的范围内,故认为帛书记载与天象实际不符。古克礼、墨子涵(2016)皆以晨出应理解为“晨始见”,并分别以包含大小月的日历时间(civil time)和没有大小月之分的太阳时间(solar time)比较了《五星占》所载行星出入所与之宿和相关年份行星实际晨出时的位置,结论均指向二者差别甚大,帛书记载并非观测而是计算所得。墨子涵(2011)认为晨出所“与”之宿表示太阳位置,因为即使在太白逆行阶段,其所“与”的宿次也继续往前平行,再者,古度日躔表反映正月-营室等是太阳所在,行星若该月处该宿,说明正与太阳会合中,因而无法看见。参席泽宗(笔名刘云友):《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文物》1974年第11期,修订后发表于《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4-33页;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48-67页;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第82-87页;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第79-87页;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第97-103页;Christopher Cullen, “Understanding the Planets in Ancient China: Prediction and Divination in the ‘Wu xing zhan’,” 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16, no. 3 (2011), pp. 218-251;墨子涵:《从周家台〈日书〉与马王堆〈五星占〉谈日书与秦汉天文学的互相影响》,《简帛》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3-137页;Daniel Patrick Morgan, “The Planetary Visibility Tables in the Second-Century BC Manuscript Wu xing zhan 五星占,”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vol. 43 (2016), pp. 17-60。此外,前引《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记载一年十二月的“日在”位置(武家璧曾指出它属于二十八宿今度体系),亦与《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著录各月岁星“晨出”时相关星宿位置基本相合,仅有四月、九月不同,这可能与距度体系的细微差异有关。综上,《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关于岁星各月与某宿晨出的记述反映的不是岁星位置,而是日躔位置。参武家璧:《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天文历法成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5-268页。

[21] 饶尚宽:《颛顼历辨证——“古历论稿”之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70页。

[22]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18页。

[23] 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第335页;成家彻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年第6期,第68页-71页。成家彻郎认为该式盘不宜称为“六壬式盘”,因该式盘上的月次用数字记录,与其他式盘上用十二神不同,应当与睡虎地简《官》篇一样具有和天体运行紧密相关的占卜的性质,“随着栻盘占卜的独自发展,形成了所谓‘六壬栻盘’。到象牙栻盘或者王盱墓栻盘复原图,特别到六朝栻盘,其栻上盘制作方法已完全形式化,排列井然有序,这时肯定已形成了与天体运行毫无关系的栻盘占卜的方法”。案:虽然睡虎地简《官》篇与汝阴侯墓此式盘皆以古人对天体运行的判断为背景,但使用者并不需要进行实际观测,本质上都是一种选择术;而后来式盘对天体运行知识的利用表现为十二月将、十二支、二十八宿的搭配,并非与天体运行毫无关系。综合其天地盘设计和对日躔知识的利用,笔者以为仍宜称之为六壬式盘。

[24]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93-95页。

[25] 出土式盘二十八宿名称多有因通假而用字不同的现象,为便讨论,笔者讨论时暂据《史记·天官书》,简称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26] 王胜利:《〈云梦秦简日书初探〉商榷》,《江汉考古》1987年第11期;王胜利:《睡虎地<日书>“除”篇、“官”篇月星关系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期。

[27] 张铭洽:《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

[28] 孙占宇:《〈星分度〉的距度系统及相关问题》,孙占宇、鲁家亮:《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131页;《放马滩秦简日书“星度”篇初探》,《考古》2011年第4期。

[29]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补证》,《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63页。

[30] Marc Kalinowski, “The Use of the Twenty-eight Xiu as a Day-Count in Early China,” Chinese Science, vol. 13 (1996), pp.79-81.

[31] 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乙篇》中有整理者命名为《玄戈昭榣》的篇目,列出十二月玄戈、昭榣二神煞所击星宿与地支,睡简《玄戈》于玄戈仅书星宿,昭榣仅书地支且运行方向相反。疑睡简《玄戈》昭榣所击地支表方向,帛书《玄戈昭榣》二神煞所击地支表日期。

[32] 程少轩:《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式盘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9年7月31日。

[33] 马克据《淮南子·天文》中相关记载称其为“钩绳图”。李零据孔家坡汉简、北大汉简中这类图像的自名与《论衡·诘术》中的相关记载,称其为“日廷图”。程少轩认为钩绳的形式只是这类图像的形态之一,参考睡简《死失占》曰“视罗”、北大汉简《堪舆》曰“大罗”,可知这类宇宙图式的通名应称“罗图”,有网罗之义。说见M. 卡林诺斯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饶宗颐主编:《华学》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2-110页;李零:《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文物》2011年第6期;程少轩:《罗图考》,湖北出土简帛日书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湖北武汉,2018年11月,第66-79页。

[34] 陈梦家:《汉简缀述》,第269页。

[35] 孙星衍辑:《黄帝龙首经》,《平津馆丛书壹》,嘉庆十七年孙氏刊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16-417页。

[36] 严敦杰:《式盘综述》,第450页。

[37] 严敦杰:《跋六壬式盘》,第21页;陈梦家:《汉代占时·测时的仪具》,《汉简缀述》,第268页;成家彻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第70页。

[38] Donald J. Hap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Shih 式),” Early China, vol. 4(1978-79), p. 4.

[39]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87-92页。严敦杰:《式盘综述》,第460-462页;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488-523页。

[40]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窃观《金匮》第八,其可伤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亥,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矣。”赵晔撰,周生春辑校汇考:《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第73页。严敦杰认为此引“《金匮》第八”属于《汉书·艺文志》《堪舆金匮》十四卷。说见严敦杰:《式盘综述》,第447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吉”是日上阳神,“斗击丑”意味着日上阴神乃斗柄位置的“天刚”,“功曹”是辰上阴神。

[41] 校案:这一点王煜、康轶琼已经在其大作中先于笔者指出:“所以,十二神出现后的天盘上或在其外标出干支或不标,可能就是因为十二神的位置就完全能取代十二支的位置,标了十二神,干支的位置其实已经确定了”。参王煜、康轶琼:《抽象宇宙:汉代式盘类图像的图式观察》,赵俊杰主编:《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3-159页。

[4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式盘》,《考古》2019年第7期。

[43] 程少轩:《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式盘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9年7月31日。

[44] 参卢央:《中国星占学》,第492页。

[45] 卢央:《中国星占学》,第67-80页、第502页。

[46] 与星宿相关的占法还有《黄帝龙首经》“占星宿吉凶法第五”、“占天府天仓法第六”,但此二者皆取地盘星宿为占,不涉天盘星宿。

[47] 图版来自“国际敦煌项目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数据库。

[48]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49] 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第47-62页。不过黄儒宣认为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斗击干支代表日期,一月之内每日各时对应干支逆时针排列,知月份、日期则可得出对应的时称、星宿,则仍有难以疏解之处。若将平旦所击地支理解为日期,则所击天干似难以处理。笔者怀疑此占法既与斗击有关,则干支应代表方位,再由方位定时、宿。孔家坡汉简《击》将一日分为十二时,昏时正月击在寅、二月在卯等,合于斗柄所指方向;与昏时平分一日的时刻在平旦,平旦时月份与地支的搭配同于周家台《二十八宿占》线图(一)。而线图(一)将一日分为二十八时,与平旦平分一日的时刻在“日毚入”,此时正月击在寅、二月在卯等,恰同于孔家坡汉简《击》所示昏时斗击。故《二十八宿占》与《击》俱以不同月份中一日不同时刻的斗击在所向为占,只是具体占法不一,它们所示一日之内的斗击干支应俱从斗柄指向作顺时针分布。

[5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51] 古克礼曾引《周髀算经》关于日出、日入宿度测算的内容,说明其作者受到式盘宇宙图式的影响。这一证据亦可侧面说明式盘为持盖天说的周髀家所用。Christopher Cullen, “Some Further Points on The Shih,” Early China, vol. 6 (1980-81), pp. 31-33.

[52] 在南朝出土的一部分地券中,六壬式天盘上的十二神成为众多地下神灵中的“随斗十二神”,如长沙麻林桥出土的刘宋元嘉十年徐副墓券有“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这些墓券称十二神“随斗”,称神名多不从“徵明”记起,且次序无定,故可以推测墓券文本的制作者很可能是受到带有北斗图像的式盘图像的直接影响,但不清楚或不注重表现十二神与日行的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南朝的丧葬信仰中,十二神名昭昭可见的六壬式自身或即有图像茔域、镇墓辟邪的功用,然而这一信仰是否可以溯及汉晋时期,还有待更多例证的发现。参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116、118—119、121—124、130—133页。刘安志认为其中一部分买地券应归为“移文”。参刘安志:《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变》《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7—86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编辑 | 田硕

审核 | 刘晓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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